中国数学的“黄金时代”何时来临？（三）
吸引一流的人才仍然是挑战
《知识分子》：去年许晨阳在去美国之前接受《知识分子》专访的时候提出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些问题，一是学风比较浮躁；二是学术造假得不到惩处；三是对年轻人支持不够。你觉得他在文章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学界是否普遍？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田刚：许晨阳在国内这么久了，对于国内学术界的观察还是有道理的，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在目前都是有的，比如说造假这个问题。现在的一个现象就是，某一个人比较资深，他可能忙得不得了，要干许多事情，但是他下面的团队都是年轻人在做事情，然后做出来文章的话他都要去挂个名，这种现象算是给年轻人足够的发展机会呢？还是算是造假呢？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他做的。虽然可能经费或是资源都是他争取的，但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争取学术上的成果，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不诚实的。如果在这项成果中确实有贡献，那么挂名也无可厚非，如果没有贡献，还是尽量不要挂名。
其实也有不少年轻人找我在他们的文章上挂名，这样发表就会容易一些，我都是不会挂名的，除非我真正有贡献，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在国内就有很多比较年长的或是资深的科学家挂名的文章，其实和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大。在文章上挂名就需要对这篇文章负责任，一旦出了问题之后他们就会说这不是我做的。没爆出来问题的话，都会算作自己的成果，因为报奖的时候都会把这些报上去。以前我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佩雷尔曼在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时候很多细节是没有的，我在填补这些细节的过程中确实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并不是我最好也不是最引以为傲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的原始想法并不是我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原始想法的贡献。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注重年轻人的发展，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做得好的话，肯定还是想有自己独立的见识与发展的。我们现在的这种体系还是比较强调大团队的，当然大团队也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看具体的学科方向，比如说天文领域就比较需要大团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学科都是需要的。
《知识分子》：当时许晨阳在去MIT前有和你谈到离开的原因吗？
田刚：我觉得许晨阳走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给他发offer的是MIT，他之后还收到普林斯顿的offer。不过比较出人意料的就是当时MIT一下子给了三位年轻的华人数学家正教授席位，当然待遇也都非常好。我们也和许晨阳说，我们这边给你的待遇可能没法和MIT一样，但我们北大给了相当好的counter-offer。
对于许晨阳，甚至每一个人来说，他想去特别好的地方去体验一下，这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回来了。出去试一试、去体会一下是不错的，这样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地做了相关工作，严格地说许晨阳现在还没有离开我们这里，我们允许他on leave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也是有期限的。我和他说：“在不远的将来你回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以后我们中心的水平提高了，那时你再想回来，我们也不一定有位置给你了。”
还有一个他们去外面的原因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国外顶尖大学水平，毕竟我们现在还在发展中，有一些条件也不是那么成熟。我在普林斯顿和MIT的时候，我有很多优秀的外国学生，我回来以后虽然学生数量并不少，但是很拔尖的外国学生几乎是没有的，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无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发展机遇我们都是有差距的，都需要时间来弥补。
《知识分子》：除了华人数学家，中心有没有引进外籍的数学家？
田刚：我们现在也在努力，但是引进外国的数学家还是比较难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些外籍数学家，但还是不够的，尤其是顶尖的。相比于国外，我们现在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资深数学家来讲，我们的待遇也没好到可以让他放弃之前工作生活的环境来这边的程度，在文化上他们许多人也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可能会产生阻碍。所以让他们来中国工作还是很难的，除非他们已经在那边退休了或是有其他缘由。我觉得机会还是会有的，我们会不断努力。
另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引进一批好的博士后。目前我们数学中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进最顶尖的非华裔的博后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化差异甚至是距离都会成为障碍，现在数学的中心还是在美国和欧洲。
中国数学家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
《知识分子》：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中的多位数学家在下一届菲尔兹奖颁发时就将超过四十岁，这届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你觉得中国数学家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
田刚：我们现在有些年轻数学家确实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工作成果，至少是有可能得奖的，但是否下一次就能拿到，这很难说，毕竟还有三四年时间。就像是许晨阳、张伟、恽之玮，还有朱歆文都做出了相当好的工作。我也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是积极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获奖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获奖与否也取决于很多因素，评审委员会也是来自各个国家，候选人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使得工作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到更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国际认可。当然，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当一个人强到一定程度，便花香自有蝴蝶来了，就像佩雷尔曼那样毫无争议。
《知识分子》：你同时也是阿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你觉得该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科学组织中以及国际奖项评选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田刚：我觉得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关键是我们要有更多的杰出的数学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能够真正参与到委员会之中的人，与其他国家的数学家能够沟通。如果我们的国际人才储备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学术水准也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知识分子》：日本数学家在数学领域上也取得过不少突破，同时也有三位日本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你觉得日本数学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关键是什么？
田刚：我觉得日本现在也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就是年轻人做数学的不如以前多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平均意义上讲，中国的这批年轻人是不弱于日本的同龄人的。
日本确实有一批数学家能够安心地坐下来去做研究，比如说获得菲尔兹奖的小平邦彦，他三十多岁才接触了国外的一些理论，之后开始去做并做出来很好的结果。另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的日本数学家广中平祐也是在日本做出的成果，但是他已经有了小平邦彦所打下的基础。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数学家构建起了日本的代数几何学派，之后他们所获得的奖也都是和代数几何相关的。例如请来的退休之后的日本著名数学家 Yujiro Kawamata，这些人都是日本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代数几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方学了一些东西，回到日本之后仍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做。当然他们与外界也有一定的交流，比如像森重文这些人也到外面去交流，但是关键还是他们这些人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也不管外界的评价，坚持去做并做出自己的特色。
日本在菲尔兹奖上的表现是一方面，其实在很多领域日本人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比如说概率统计领域的伊藤算法。从待遇上讲，日本也不是一定比我们这里好，但是日本人可以安心专心地去做学问，他们也有自己的自信。而且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更高，消化得也更好，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还是比较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根基深是有好处的，但是也可能带来一些包袱。
数学有自身的规律
《知识分子》：邵峰老师在之前“科学的担当”专栏发文称“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用的自然科学教材，讲授的几乎全是西方的研究成果。”“科学探索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有义务而且也需要为人类文明出一份力。”你觉得从古到今的中国数学家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田刚：比如说我们在圆周率计算，勾股定理、二项式还有数论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我觉得中国数学对于世界的影响比较亏的一点就是，尽管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很多数学的贡献，也有很多好的数学结果，或是说在数学的应用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但是我们缺乏一个系统，没有严格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的数学在很多情况下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在里面的，强调要有应用。
西方的数学是从古希腊开始发展的，它是追求真理、追求美，在当时都是没有直接的功利作用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开篇就定义两个三角形在什么情况下相等，我在中学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在多此一举，可是他一定要定义两个东西怎么才是相等，但是这其实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推理，当然它还有系统性，所以最后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中国的科学至少是数学还是缺乏系统性的。中国其实也有很多数学的贡献，有很多数学书，也有很多结果是相当漂亮的，但是缺乏对于数学的系统性研究，或者说不会研究一些抽象的、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数学。长期以来，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我们对于数学其实是不重视的，数学属于雕虫小技，真正要做的还是八股文这些，这对于中国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知识分子》：如今我们看到了国家层面很重视数学，然后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在重视数学，一方面这是国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数学支撑，你觉得从数学界或者做数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怎么去促进数学的发展？
田刚：这对于数学界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也给了我们压力。一方面我觉得数学是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系统，数学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对应到某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一部分数学家主要研究的就是很纯粹的数学。我觉得还是要继续鼓励这些数学家研究下去，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影响，但是后来可能会发现和其他一些学科和问题的联系，发现重大的应用。所以国家和企业还是应该根据数学系统本身的发展规律来鼓励这些人去做数学研究。
我们数学研究者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做应用数学的，他们和实际问题联系更紧，和其他学科有深度交叉，他们是我们数学研究者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在库朗研究所任职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应用数学？我觉得做应用数学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要是像做纯数学的人一样天天证明定理是不行的。应用数学是要把数学应用到别的学科，而不是数学前面加个应用就是应用数学了，要把数学真正用好，用的也许并不是最深奥的也不是最前沿的数学知识，但是要让它们真正发挥作用，解决实际的问题，真正能做好并不比做纯数学容易，因为要跨行，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数学中心也有一些应用数学家，他们与其他学科以及企业都有合作，比如说帮开发一些软件或是设计一些应用程序，我觉得这些都挺好，能够帮国家和企业解决一些实际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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